张仃
对于20世纪的中国艺术界，毕加索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存在，资产阶级的属性，法共的红色身份，怪诞的艺术语言，不可捉摸、变化多端的画风……所有这些，使中国人陷于五
据张仃回忆，他第一次接触毕加索的艺术，是1932年在北平美专读书的时候，那时他刚从东北流亡到北平不久，年仅16岁。在一位家境比较富裕的同学家里，张仃看到了毕加索的画册，一下子就被震撼了，毕加索雄强的气质、叛逆的精神、丰富的想象力和自由的表达，给苦闷中的小伙子极大的刺激，对学校保守风气本来就不满的他，现在更无心学那种脱离现实、公式化、概念化的文人画了。于是他开始画漫画，抨击时政。在美专一周年的展览会上，他公然以丈二宣纸，画了一批罗汉鬼怪之类，遭来一片嘲笑声。两年后，张仃因接近共产党地下组织，从事左翼美术联盟的筹建工作，被国民党宪兵逮捕，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以危害民国罪的名义被判三年半徒刑，后改送苏州反省院。在狱中，他利用狱方让他办“自新报”的机会，继续画漫画揭露社会黑暗，其中一幅作品，就是凭记忆复制的毕加索的《小丑》。后经友人营救，张仃被保释出狱。1936年，张仃漂流到南京，加入以张光宇为核心的上海进步自由漫画家阵营，期间发表了大量漫画，宣传抗日、揭露社会黑暗。
抗战爆发后，张仃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执教鲁艺，没想到遇到了麻烦。刚到延安时，张仃技痒，兴致勃勃将延安文艺界的朋友画成漫画肖像，还办了个展览，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一位鲁艺领导看了这个展览大为光火，说：怎么把刘白羽同志画成一只免子?在为此而召开的批评会上，有人发难，说张仃是在“丑化革命作家”。在他们眼里，“变形”等于“丑化”，用在敌人身上可以，用在同志身上绝对不允许。鲁艺美术系的领导、漫画家蔡若虹见张仃喜欢毕加索，一直嘲讽有加。他们两家的窑洞紧靠，有一次蔡若虹请客，在院子里杀鸡，当着众人面，把剁下的鸡头称做“毕加索”，声音很夸张，显然是喊给张仃听的，还宣称，毕加索的“立体派”，他一天可以画几十幅!
1940年秋，张仃离开鲁艺，来到重庆，与漫画时代的老朋友张光宇等一起办杂志。一幅与张光宇、丁聪、特伟、胡考合影的老照片，记录了张仃当时的心情，五个艺术家随意而处，个个神情自如，一派潇洒。后来的“皖南事变”突发，国共合作发生破裂，文化人又一次面临抉择。张仃出于革命立场义无反顾地重返延安，而且是受周恩来委托带着艾青、罗烽等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到延安。
张仃回到了延安，但并没有回到鲁艺，而是去了风气相对开放的文协，改行搞起美术设计，完成的任务有：设计装饰作家俱乐部及其会徽；担任鲁迅研究会的美术顾问，为该研究会的出版物作装帧设计；为话剧《抓壮丁》作舞台美术设计；其中最吸引人的眼球的，要数一年一度为延安大生产运动成果所作的展示设计。记得当时有一个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在参观过一个生产成果展示会之后，发出惊叹：边区竟有如此精美别致的展示设计，这是在重庆，或者中国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诗人艾青看到张仃为青年剧院设计搭建的牌楼，情不自禁地赞道：“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这句话后来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对张仃来说无异于从天而降的福音：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契机是他的好友诗人马克思・牙洛布死于德国集中营。60年后张仃接受央视记者采访谈到毕加索，还特地提到这件事：“我从小就喜欢毕加索，但有人不喜欢，说他是资本主义，这使我心里很难受，压力很大，没想到，毕加索在二战中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当时真让我松一口气。”
毕加索加入法共对张仃来说确实重要，他们的艺术因缘得以顺利延续，毕加索加入法共不久，张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50年代初，张仃作为新中国首席形象设计师，出国主持了一系列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其中1956年的法国之行对张仃来说最不同寻常，这是他心仪已久的毕加索旅居大半生的国家。张仃预感此次到法国有可能见到毕加索，早早准备了一份自认为最好的礼物――一对珍藏多年的民间门神版画。他相信，毕加索见了这对中国的民间门神版画，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
就在这时，一个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到达法国，团长冀朝鼎，成员有化学家侯德榜，作家李霁野、何家槐，国画家王雪涛，桥梁专家茅以升，还有一位女政工干部。张仃接到文化部的电报，奉命加入该团，一入团，他就提议：去法国南部坎城拜访毕加索，由于毕加索的法共身份，这个建议立即通过。通过法共的联络，代表团一行来到毕加索居住的法国南部坎城加里富尼别墅。30年后，张仃还清楚记得――
那是一天的下午，我们来到了毕加索的工作室，是在海边的一所别墅。当时毕加索睡完午觉，从楼上走下来，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他领着我们先参观了他的工作室，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华贵，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画家，他卖的一幅画的价钱，可以购买他一生用不完的绘画材料。可是，在这位世界著名的大画家的工作室里，除了他的作品是新的，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是不断脱落的灰迹，沙发旧得已经露出了弹簧……所有这一切，这位艺术家好像一点没意识到。他的工作室里，所有的墙上、地上都挂满、摆满了大量新作。
这无疑是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崇拜偶像的细致观察。代表团一行中，真正对毕加索知根知底的，就数张仃，使他自然地成了拜会的中方主角。然而由于严格的外事纪律，加上翻译上的问题，宾主双方未能尽兴地交流，但其中有两个细节可圈可点：第一，张仃很想请毕加索作中国的“荣誉公民”，但此事他无权决定，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已经来不及，于是就变成请毕加索到中国来访问。对此毕加索思索了一下，说：“中国太好了，但我年纪大了，怕到了中国后，(艺术上)又有一个大的变化，自己会受不了。”这个回答很见毕加索的个性，毕加索是一个少见的艺术创新狂，每一次生活环境的变化，都会引起画风的改变，然而这时的毕加索已是76高龄，不可能再像过去消化非洲艺术那样再去消化中国艺术；第二，由于那位女政工干部的阻拦，张仃为毕加索精心准备的那对门神版画未能送出，理由是门神代表封建迷信，不宜送外国友人，以免影响新中国的形象。于是，张仃就将另一份同样很好的礼物――一套水印的《齐白石画集》送给了毕加索。女政工干部曾要求《齐白石画集》和中国政府的礼物――景泰蓝之类合在一起送给毕加索，遭到张仃的拒绝，此举实际上有违外事纪律。这套《齐白石画集》果然对毕加索产生了不少的震撼，就在张仃一行访问毕加索之后一个月，张大千也去拜访了毕加索，毕加索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说完就拿出自己临摹的齐白石的习作向张大千请教。
这次拜会不失轻松愉快，因为毕加索是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人。拜会快结束的时候，毕加索把大家让进休息室，在一面大镜子前，他穿上西班牙骑士的服装，戴上面具，顿时变成另一个人，逗得客人大笑不已。毕加索说：“每个人的休息方式不同，我是西班牙人，每当工作累了的时候，就以此来自娱。”他还将刚刚出版的一本小画册送给张仃，用红蓝两色笔，按照名片写了“张仃”两个中文字，又画上一只奋飞的和平鸽，并和张仃合影留念。
合影照片上，76岁的毕加索左手搂着张仃的肩膀，穿着随意，笑容亲切，目光炯炯盯着前方，张仃西装领带，身子笔挺，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这一老一少，个头相仿，亲密之状，宛如亲子。
对于张仃，这次拜会的意义与后果均不可小觑，受了毕加索及其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绘画刺激后，胸中涌起革新中国画的冲动。在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之余，他以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大量临摹毕加索、马蒂斯、勃拉克等人的作品。1960年，张仃带学生到云南采风，历时半年。从云南回来后，张仃根据写生稿创作了一批作品，其中有《苍山牧歌》、《洱海渔家》、《哈尼女民兵》、《集市傣女》、《油灯》等，在学院办了一个汇报展，引起强烈的反响，也给张仃带来了麻烦，有人私下嘀咕：“张仃为什么搞变形?这不是在搞流派吗?”搞流派，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评判，意味资产阶级艺术趣味，突出个人表现，脱离党的领导。张仃鲁艺时代的同事、漫画家华君武看了这批画后，调侃地说：“这是毕加索加城隍庙”，――时过境迁，这句话已成为一个响亮的美名，就像“印象派”、“野兽派”一样，而在当时决非如此。
“文革”中真正给张仃造成致命打击的，其实不是愚昧无知的红卫兵，而是对绘画有相当知识的同行，有的还是鲁艺时代的同行!看一看他们在“黑画”批斗会上对这批作品的肆意歪曲，可以知道一种偏狭化、被政治扭曲了的写实主义理论，一旦与愚昧、野蛮、自私、嫉妒等人性的负面结合到一起，将会释放出多么可怕的破坏性能量，毁灭艺术的真、善、美。《苍山牧歌》人体变形比较厉害，便有人责问：“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油灯》居然被发现灯里没油：“这不是攻击社会主义穷吗?”最可笑的是对《大公鸡》的解释：“公鸡看上去那么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在响应赫鲁晓夫吗?”还有更阴险的，静物画《向日葵》中的向日葵明明插在一个彩陶罐里，此人硬说这是一只骨灰罐，将红太阳象征的向日葵放在骨灰罐，还有什么比这更该死的?在这种情势下，张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通知替他保存这批作品的最信任的朋友即他现在的妻子灰娃销毁这些东西，于是凝结着张仃数年心血的两百多幅装饰画，在熊熊的膛火中化为灰烬。
今天看来，张仃的这批“毕加索加城隍庙”作品表现了地道的中国气派和风格，从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角度看，这批作品有着不可低估的独特的艺术价值，堪称新中国美术的一道最亮丽、最卓绝，也最不可思议的风景。
“文革”十年中，张仃受尽凌辱，身心遭到极大摧残。然而，艺术之神再次眷顾了张仃。1974年张仃从河北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在香山樱桃沟一间农民废弃的屋子里住下来疗伤养病。这时大自然又开始向他招手，在不具备任何艺术创作条件的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凭一管秃笔，一只破墨盒，几叠从小卖部买来的小学生习字用绵书纸，张仃开始了焦墨写生，不久，一个清旷绝俗的焦墨山水世界诞生。
1983年，毕加索的原作首次来中国展出，张仃写下《毕加索》一文。这是张仃唯一的一篇写毕加索的文字，文章写道：“毕加索是世界艺术巨匠，毕加索的作品是20世纪现代艺术的巨峰。”然后这样解释自己不想谈毕加索的原因――
我不想谈，倒不是因为怕，怕再来一个十年动乱，再遭受迫害。
我不想谈，因为我喜欢毕加索。
我所知有限，尤其是绘画艺术，用语言解说，往往徒劳，甚至歪曲。
我以为毕加索的作品本身，是最好的说明。绘画是视觉艺术，毫无偏见地去看他的作品，他将告诉你一切。
张仃与毕加索，在人格的雄强、艺术风度和与民间艺术的宿命性关系上，有着特殊的默契。然而，张仃毕竟是中国人，身上还有作为西班牙人的毕加索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精神气质，那就是他的儒家圣贤气质，体现在艺术风度上，就是它的严肃性、纯粹性和强烈的人文精神。放眼张仃的艺术世界，无论他的漫画、壁画、彩墨画、装饰画、焦墨山水以及书法，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种精神内涵。这种精神的纯粹性，在毕加索的世界里是看不到的，那是一个受“自然法则”支配，善恶相济、美丑并存的混沌世界。其实，两位艺术家截然不同的情感生活历程，足以证明这一点。毕加索一辈子追求女人无数，纵横无忌，绯闻不断。而张仃一生只与两位女性(前妻陈布文与现在的爱人灰娃)相爱相伴，用情专一，在物质生活方面，过的是近于清教徒式的生活。这与毕加索形成极大的反差。这大概就是张仃与毕加索相去最远的地方了。如果说毕加索的艺术是以“真”为最高目的的话，那么张仃的艺术，就是以“善”为最高目的。这种差异，归根结底，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摘自《悦读》，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定价：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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